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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媒体,以及恐怖情人──《被杀了三次的女孩》

公权力、媒体,以及恐怖情人──《被杀了三次的女孩》

最初拿到这份书稿时,书名叫《桶川跟蹤狂杀人事件》,译自日本记者清水洁的《桶川ストーカー杀人事件─遗言》,内容有关一桩发生在的谋杀案,日本警方调查时用的名称是「JR桶川站西口女大学生路上杀人事件」(JR桶川駅西口女子大生路上杀人事件),简称「桶川事件」。

顾名思义,案发地点是日本埼玉县桶川车站,中午12点50分左右,一名女大学生把自行车停放在车站西侧出口、朝车站走去时,被一名男子持匕首连刺数刀,接着将她推倒在地、趁乱逃逸,虽有人目击男子外貌,但没能现场抓住。半个多小时之后,女大学生宣告不治。

警方原初认为这可能是随机砍人,但凶手犯案的地点和情况都不甚符合应有模式──随机砍人多发生在人口稠密之处,但桶川不算大城;随机砍人会有多人受伤,但本案完全只针对一人。

这不是随机砍人事件。凶手是冲着女大学生来的。这是桩发生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的谋杀案,而且,女大学生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的一个多月前,她和家人就已经去报案──犯案的主嫌(不是当天下手的犯人),就是女大学生的恐怖情人。

说起来「桶川事件」似乎是起平凡的情杀案件,虽然主嫌一时没能落网,但凶手身分没有悬念、行凶过程毫不神祕,没有骇人听闻的连环杀戮,也没有複杂难解的谜团。

但在清水洁的追蹤之下,事件出现了不同面貌。

清水洁不是心血来潮就跑去追蹤案件──「桶川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FOCUS》週刊当记者,成了刺杀案发生时该杂誌第一个前往现场的记者;《桶川ストーカー杀人事件─遗言》正是清水洁当年调查的纪录,不但是事件的第一手报导资料,而且不客气地说,倘若当时没有清水洁的努力,隐在案件底下的种种问题非但不会浮现在社会大众眼前,甚至连这桩案件本身都可能不会侦破。

阅读真实案件纪录,并不像阅读虚构犯罪小说那样常有瞬息之间产生巨大扭转的精采情节,也不会有创作者刻意包裹、打算利用故事讲述讨论的主题。与资源丰富的警方相较,身为週刊记者的清水洁能做的调查,除了自己花体力耗时间去访谈之外,就是进行长期的埋伏监视,没有神探一念之间的顿悟,完全是劳力工作;但在阅读《桶川ストーカー杀人事件─遗言》的过程里,除了感受到记者对追查真相的执拗、侦查工作(尤其是在资源短缺情况下)的辛苦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读到「事实」。

优秀的虚构故事,是以「虚构」传递某个「真实」──无论情节或角色是否直接取自现实,优秀的虚构故事会利用角色的设定和情节的安排,向读者传达一个或数个思索讨论的方向,连结到故事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其实来自现实的人生议题,读者可以因此从角色和情节当中,得到与自己人生经验不尽相同的其他体悟,对箇中议题进行更多面向的思考,并且回头在自己的生活里应用这些思考。

真实案件纪录不见得能够提供设计好的思考主题,但「事实」有另一种力量:读者如果在虚构故事里读到恐怖情人行径,或许会嗤之以鼻「哪有人会这幺做?作者掰得太过头了」,但在真实案件纪录里,就会发现「的确有这幺夸张的人啊」;在虚构故事里读到女大学生的反抗,或许会皱眉摇头「只做这种程度的抵抗实在不够啊」,但在真实案件纪录里,就会感觉「在那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迫下,受害者其实已经相当尽力了」。

况且,真实案件纪录并不仅是提供他人不幸的内幕以满足读者的窥私猎奇心态而已。

犯罪案件多是社会现况的折射。「桶川事件」除了可以看出二十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后的社会状况,还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社会当中的几个问题。

女大学生在1999年1月结识恐怖情人,交往一阵子之后就发现这人不大对劲,所以除了设法分手之外,也向友伴及家人求援,但恐怖情人同时透过威胁或者利诱手段,逐步缩紧对女大学生的控制。而女大学生及家人决定向警方求助时,警方并没有太过正视此事。

姑且不论警方可能因为没有犯罪事实或缺乏实证之类原因难以积极介入,从清水洁的追蹤纪录来看,警方的态度消极到近乎放任,而且在案发之后,不但为了维持形象而纂改纪录,甚至利用释出给媒体的讯息,将遇害的责任推给受害者,在媒体上塑造女大学生咎由自取的假象。

这是因公权力的执行者之故,使得制度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的实例。

接着,报导「桶川事件」、与警方关係紧密的媒体,并未善尽查证责任,对警方扔出来的资讯照单全收──身为「第四权」但没有督导公权力,反而成为公权力的传声筒,散布错误资讯后,一方面将公权力不彰的状况合理化,二方面以扭曲的受害者形象,例如败金、行为不检等等,没有察觉这些表象可能与加害者的强迫及误导有关。媒体的报导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并且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度伤害。

倒是被公家单位及社会大众视为「八卦、扒粪、不入流」的「週刊」记者清水洁,做到了记者应该做的事。

「桶川事件」发生之后隔年,日本通过了与跟蹤骚扰相关的法令,受害者家属提出的国赔官司没有获得赔偿,但埼玉县警局几个相关警务人员遭到惩处,社会大众对于警方受理案件的态度也有更多审视,媒体与公权力的关係及「媒体良知」之类的问题,也成为反省及检讨的焦点。

除了社会制度及媒体专业层面的讨论之外,如何辨识恐怖情人、遇上的话如何自保,以及恐怖情人的人格特质与行为模式,都是相当重要、与大众也与个人切身相关的议题。这些法令制定、修改,以及议题讨论,都有助于减少未来可能的受害者、在加害者行凶前预先发现并且协助或防範,让整体社会朝更适合生活的方向推进。

清水洁的《桶川ストーカー杀人事件─遗言》在2000年出版,隔了近二十年,繁体中文版终于在台湾上市,最后确定的书名是《被杀了三次的女孩》──除了唆使手下挥刺匕首的恐怖情人之外,警方和媒体也都参与了杀害。

而这类案件,并不会只发生在日本。

阅读《被杀了三次的女孩》,除了跟随辛劳的清水洁一路追索之外,更要紧的,是将其中揭露的议题,放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思考。

关于公权力,关于媒体,关于交往的对象,也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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